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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法院不需要拘泥于所使用的辞句与用语，而可以以过去的事实及其他一切证据资料作为判断的标准，[64]尤其是可以通过行政行为作出的理由说明进行判断。
[58]参见[英]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英]彼得·莱兰、戈登·安东尼著:《英国行政法教科书》(第五版),杨伟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关键词: 明显不当 滥用职权 行政裁量 程序裁量权 司法审查 一、引 言在我国，针对法院应以何种审查标准来撤销或变更行政行为这一问题，相较于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而言，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新增了一项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该项审查标准并非凭空产生。
[32]参见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崔巍:《滥用职权违法形态探》,《人民司法》1994年第7期,第34页,等。[70]然而，通过对司法判决的观察可知，在88号指导案例发布之前，实践中就已经有案例将明显不当作为行政程序审查的适用标准。[12]其具体表现为，违法行为人过错与其应受到的处罚极不相称，即轻错重罚，重错轻罚。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法院认为，被告在处理田杰殴打张小利、唐文从殴打田杰的两起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案件中，在情节、后果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对唐文从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而对田杰则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构成显失公正。
而陈超案所体现的利益均衡的原则审查方式，可以很好地解决那些法律规定不明或者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譬如，在郑州市中原区豫星调味品厂与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罚申诉案[71](简称豫星调味品厂案)中，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在对原告郑州市中原区豫星调味品厂做出关于注销郑国用(1996)字第348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决定的过程中，存在既未事前告知豫星调味品厂，亦未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之行为，被法院认定为程序明显不当。[19]韩大元，见前注[18]，第105页。
学者们纷纷展开了交叉研究，尝试从宪法的根本法、高级法地位出发，通过立宪主义的价值辐射，为科学研究注入人的尊严、人权保障、人格自由发展等宪法价值，并使之成为科研自由的宪法界限，以确保科技中立，将科技发展纳入宪法理性的轨道。[83]参见程辑雍：对完善宪法学科体系的设想，《法学》1985年第8期，第5—8页。中国宪法学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发展出了以宪法为起点的概念体系、以立宪主义为内核的原理体系和以解释学为根基的方法体系。[55]参见郑磊、张亮：基本范畴与方法进路的中国宪法学积累图式——‘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十年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3期，第137—154页。
诚如学者所言：缺乏历史性的规范主义，将是一堆虚拟的逻辑与概念。学界的一番努力首先体现在宪法语词的选择与塑造之上。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002版。基于对宪法学文献的历史梳理，本文认为，宪法课程体系体现了中国宪法学独立学科建设的序幕，并通过科研实践中宪法学学科矩阵的建设与完善，中国宪法学自主学科体系得以初步形成。[103]习近平，见前注[97]，第001版。[30]质言之，知识体系在历史维度的发生，依循着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到话语体系的递进式脉络。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所理解的作为根本法的宪法，首先呈现为代表了一国最高正当性，或最应被正当化的根本价值共识。[58]既有研究受制于文献不足，将立宪主义概念在中国首次提出的时间认定为1927年，并以王世杰《比较宪法》的出版为标志，目前来看并不准确。[13]若以恩格斯的观点，历史解释仅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用来检验逻辑运算问题的附带性工具，并不具备独立地位。在中国古典汉语中，宪或宪法一词除了具有客观意义上的法度、典章等含义外，还具有主观意义上的权威性、正当性内涵。
[98]（一）中国宪法学话语的历史演变在现代法律秩序中，宪法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一个规范体系，也是一种文化产物，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一个时代的特征，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以及时代特征的集中体现，[99]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100]进而形成了相应的宪法学话语。历史上，此种根本法曾经的表现形式为礼。
自宪法概念传入之初，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宪法在对内方面所具有的共识凝聚与价值整合功能，强调它通上下或合上下[101]的作用。质言之，人应当是目的而非手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每个人有尊严的生活，不能将个人主体性的根本否定与贬损简单视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付出的代价。
殊不知，真正原创性的知识需要在历史研究中进行辨识与建构。相较于其他竞争性概念，宪法一词则指向了宪法的根本法属性。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65]方法论的多元化极大提升了民国宪法学的学术品质，出现了一系列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论的宪法学研究，例如程树德《宪法历史及比较研究》、张知本的《宪法论》等等。[45]1907年，日本著名公法学家清水澄特别为中国人编写了《汉译法律经济辞典》。2018年修宪进一步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建构目标写入宪法，展现出中国人对当代和平价值的思考与维护和平的意志。
[107]在此背景下，我国宪法学的社会主义话语也被注入了全新的价值。[91]参见刘素华：略论中国网络治理理念的完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年第2期，第100—104页。
[114]五、结语历史主义是构建、识别、塑造宪法知识的体系性、自主性与中国性的重要途径。[8]其中，前者代表了应然层面有关知识体系的抽象演绎与思辨，后者则代表了知识体系在实然层面的发展脉络。
[22]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第13页。一、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生机理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发生，又何以建构？除了必要的逻辑演绎之外，历史维度的探索、识别与提炼也十分重要。
[62]通过对立宪主义原理的内涵及其发生史的梳理，不难发现，该原理既有规范国家权力的面向，又有保障人权的面向，贯穿于宪法学的各个领域。不过，我国的宪法学话语尽管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价值枢纽，但在国际交流中并未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仍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44]相关历史梳理，参见王贵松：日本宪法学在清末的输入，《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31页。[76]参见（德）那特硁：《政治学（上卷）》，冯自由译，广智书局1903年版，第9页。
长兴：近世各国立宪政治之趋势与吾国宪法当采之主义，《宪法新闻》第13、15期。[59]（日）高田早苗：《宪法要义》，张肇桐辑译，文明编译印书局1902年版，第31页。
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根本依托，由中国宪法学等传统学科，部门宪法学等法学内部交叉学科，以及科技宪法等新兴交叉学科共同构成。[35]在中国，学界通常认为宪法概念是日本学者假借汉语宪法语词转译西语constitution，进而传回中国的和制汉语。
其中，学术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核心，包括以宪法为起点的概念体系，以立宪主义为内核的原理体系和以解释学为根基的方法体系。在主体性方面，自主性要求构建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
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叙事始终构成我国宪法的书写起点。[21]对于历史的尊重和学术的传承是确立宪法学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根据近代以来中国宪法发展的历史进程、相关思想观念以及历部宪法文本内容，立宪主义贯穿于中国宪法学之始终，承载着中国宪法学的价值与理念。[18]宪法学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只有依托本国的宪法文本，确立宪法的本土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发挥其规范功能。
主体性 引言当前，中国宪法学研究正在经历一场主体性变革。[71]周光礼、武建鑫：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1期，第67—68页。
当这套知识体系被完整地传承与创新发展后，学科就表现为一种学术制度、学术组织、教学科目，或一种活动形态。根据宪法语词的古义与现代宪法概念的基本内涵，此处的根本法应当从形式与实质两方面进行解释：在形式方面，根本法意味着宪法的权威性，要求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顶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普通法律的制定应当以宪法为基础，且不得与之相抵触。
[85]还如，环境法的核心范畴与学理建构是否必须以环境权入宪为前提，等等。[88]这一点在科技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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